人民日报大家手笔:史论结合是我国传统史学的优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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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4-2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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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国传统史学有许多优长之处,史论结合便是其中之一。 《左传》的“君子曰”,《史记》的“太史公曰”,《资治通鉴》的“臣光曰”等,都是史论结合的代表。

同时,在史书注释、书目提要中也都包含丰富的评论。

这些史论结合的精彩之论代表了我国传统史学的理论积累,需要下功夫深入发掘和总结。

  关于《史记》中的史论,我们比较熟知的是“太史公曰”。

凡是研究过司马迁史学思想的人都知道,其史论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。

比如,他对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就非常关切。 在《平准书》和《货殖列传》里,司马迁试图从经济发展中探寻社会发展的原因。 在《货殖列传》中,他在分析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情况时说:“故待农而食之,虞而出之,工而成之,商而通之。

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?人各任其能,竭其力,以得所欲。 故物贱之征贵,贵之征贱,各劝其业,乐其事,若水之趋下,日夜无休时,不召而自来,不求而民出之。

岂非道之所符,而自然之验邪?”这段论述一方面说明物质生产的历史有其自身规律,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;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分工是由生产和交换的需要决定的,而社会生产的发展又是由于人们为满足物质需要而从事工作的结果。

这些论点表明司马迁已经认识到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,并且力图以此为切入点探索社会发展的原因。 这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史观。

  再看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。

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里所发表的史论,一般都认为有两种形式:一是“臣光曰”,二是引前人的史论。 其实除了这两种形式,司马光在书中还常常借历史人物之口来发表议论、表达自己的观点,其史论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十分深刻。

以“臣光曰”中关于治国用人方面的一些史论为例。

司马光提出“为治之要,莫先于用人”,认为一个国家能否治理得好,关键在于能否选拔一批得力的人才,所以他在《资治通鉴》中非常注意并突出叙述了举贤用能的史实。

在用人问题上,他主张用人唯贤,反对用人唯亲。 他说:“臣闻用人者,无亲疏、新故之殊,惟贤、不肖之为察。

”怎样才算是“贤”呢?司马光认为必须以德为本、德才兼备:“夫聪察强毅之谓才,正直中和之谓德。 才者,德之资也,德者,才之帅也。

”《资治通鉴》关于用人方面的精彩之论还有很多,其他方面的史论更是不胜枚举。   对于史书注释,许多人认为这纯粹是史料性的东西,没有什么理论含量。 这是对史书注释的误解。

比如,元代学者胡三省不仅对《资治通鉴》在文字方面作了详细注释,辨析史事上记载的讹误和前人注释的错误,而且对以前的历史学家、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有很多评论,这些评论都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。

比如,《资治通鉴》记梁武帝称:“我自非公宴,不食国家之食,多历年所;乃至宫人,亦不食国家之食。 ”这自然是十足的欺人谎言。

对此,胡三省在注释中加以无情揭露:“帝奄有东南,凡其所食,自其身以及六宫,不由佛营,不由神造,又不由西天竺国来,有不出于东南民力者乎?”这就以人所共知的事实揭穿了梁武帝的骗人鬼话。 尤其可贵的是,胡三省说出了这样一个真理,即国家上下衣食住行,无不出于“民力”。 他在《资治通鉴注》中还特别强调历史的善恶惩劝作用,认为《资治通鉴》正是一面很好的镜子,所以他在注释中不厌其烦地指出:“《通鉴》书之以为后世戒。 ”“后之守国者,尚鉴兹哉!”  史论结合是我国传统史学的一大特点,也是史学发挥社会功能的重要基础。

对于这一优良传统,我们应认真加以研究和总结,使我国史学发展在面向未来的同时不忘本来,为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、学术体系、话语体系提供充足养料。

  (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)。